疫情来势汹汹，提醒人们谨慎与清洁，也让为“目的”而忙碌的芸芸众生些微停下脚步。疫情缓解，孩子们像鸟儿出笼，就算回不去学校上不了球场，但他们在花园里踢球，在苗圃里奔跑，在广场上与奶奶们交换雀跃的心得。这些就像春天的雨夏天的风，让人在欣欣中，诚实观己，相信生活。

“快来啊！我要当守门员！”

“我们几个一起，你们几个一队！不能带年龄大的孩子。”

周末的下午，望京小区里，十几个孩子在社区的小广场开始分拨踢球。两个电灯杆恰好和花园的围栏构成了球门。

这里就成为了孩子们的足球场。

“这就像我们小时候的一样，放学回家，书包扔家里就在胡同里踢球。好久没有这种感觉了。”智斌是一名足球培训机构的教练，因为疫情，机构始终没能为对口的学校授课。每天，他都带着儿子在小区花园里这样踢球。看着孩子们享受足球的快乐，他也想到了自己的童年。

设计/王烨            

01、小区的空地，成了幽暗焦虑中的一点亮光

张润春是七一小学校队的学生，因为4岁就开始踢球，所以比其他孩子的足球水平更高，也是校队的球星。司职中场的他，曾经一场比赛攻入了对手六七个球。

这天下午，他跟着父亲从海淀到望京的小区来踢球。他也是智斌培训校队的一名学生。别看孩子们只有10岁大，他们也很清楚在过去这几个月发生了什么。

“一开始不能踢球，真的挺伤心的。”润春家住在大院里，有一个小足球场可以踢球。但是因为疫情暂时关闭了，疫情刚刚缓解之后，他就跟小伙伴一起翻过栅栏去踢球。

“能和大家一起踢球的感觉真的很好！”场上活泼，场下的润春说话很是沉稳。

一个胖乎乎的男孩从远处跑过来，手里拎了个袋子。一路喊着：“我要当守门员！”说着从袋子里掏出了一副手套。“这是我自己准备的，因为我平时就喜欢打羽毛球、乒乓球，我觉得我守门应该比踢球更好。”

男孩儿的奶奶刚刚买完菜从这里经过：“一会儿给你炖红烧肉啊！踢完记得早点儿回来。”老人说完，拖着买菜车就离开了。

原本小区里这片空场是给老人跳广场舞的，疫情缓解之后，几个孩子开始在这里踢球，老人们就自觉让出了这块地。现在，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每天下午固定两个小时，这里就是踢球孩子们的乐园。

小区的空场，成为了孩子们的“临时足球场”            

嘉泽是智斌的儿子，或许正是继承了父亲的足球基因，嘉泽跟同年龄孩子踢球，技术水平也更胜一筹，一个人盘带可以连过五人。“每天最开心的就是在这里踢球，要是能赶紧踢一场正式比赛就好了。”嘉泽说。

疫情爆发，别说孩子们，就是智斌这样的大人也是第一次面对这样的困难。机构运营的压力空前，眼看要成行的西班牙足球游学也打了水漂。

大家都处于深深的焦虑中，但小区楼下这片场地突然给了他希望。从起初只有自己儿子一个人，到后来小区里越来越多的孩子被足球吸引。有些孩子之前根本没有踢过球，看着好玩儿就加入进来，智斌有时候也会带着孩子们玩玩，教他们一些简单的动作。这里俨然已经成为了一个小学习班。人多的时候，还必须得轮班才能踢上。

“能够就在家楼下踢球，这画面其实好多年没有看到了。我们小时候不就是这样么？哪儿有什么专业的足球场，就是每天在胡同里跟小伙伴踢球。疫情虽然对大家的生活都有影响，但是让我们感受到了足球最初的本真，其实挺好的。”智斌说。

02、苗圃里拼接出的临时足球场

60多公里外的窦店，刘泽英正带着王昌宇在一片树林里练守门。

刘泽英曾经是70年代北京队的守门员，退役之后一猛子扎进了校园足球的圈子——当然，那个时候还没有校园足球这个概念。多年过去，他带过的张思鹏、侯森都已经成为了职业赛场上的球员，而他从未离开校园足球领域。

王昌宇是刘泽英发掘成守门员的。当时刘看到窦店当地小学足球队踢着玩儿，王昌宇在其中表现出很好的身体协调性，于是他找到孩子家长，建议孩子改练守门员。在他的带领下，王昌宇进步很快，被特招到了清华附小，如今他的能力在北京市内同龄的门将里能排到前三。

疫情袭来，训练中断了。王昌宇的父亲王强在窦店有500亩的苗圃，他跟刘泽英合计着，在家里的苗圃园圈出一方10米*10米禁区大小的地。疫情期间没法买真草坪，王强就网购了几块人工草皮拼接在一起，自己铺上颗粒。没有现成的球门，两个人就用钢管，一段一段焊接在一起，拼成球门，再搭上球网。前后总共只用了三天的时间，就给孩子DIY了一块临时训练场。

苗圃园里自建的足球场            

“孩子踢足球，最终要的就是两个‘长’——家长和校长。这两个‘长’不支持，孩子是不可能踢出来的。“刘泽英一边训练，一边跟记者聊着。

球场搭成后，有时候，其他孩子也会跟着刘泽英来这边训练。刘泽英在门前训练孩子，王强就在旁边帮忙递球。场地虽是临时的，但训练一以贯之，风雨无阻。

疫情爆发之前，王昌宇基本每周一到周四都是跟着刘泽英在清华附小训练。学校复课之前，家门口的这块地让他能够保持训练。这里面有着父母的用心良苦，也有着孩子们对于足球的执着。

王昌宇在进行扑球训练            

守门训练在外人看来有些机械，因为快速反应背后是成千上万次的重复动作形成的肌肉记忆。但小小年纪的王昌宇可不嫌它枯燥，他说自己以前在学校里踢球就像“起哄”，不知道自己的位置应该在哪。按照守门员的方向训练之后，他也发现了自己的价值，练起来劲头十足。

王昌宇的偶像是德国门将诺伊尔，他也特别坚定自己能走上职业球员这条路。虽然老父亲对这个问题没有那么笃定，但他还是想尊重孩子的意愿。王强也笑称，这个临时的足球场会一直保留，算是给儿子踢球留下的纪念。

03、孩子们开心就是我们最开心的

5月下旬的一个周五，程璐回到了自己足球俱乐部的办公室。拉开窗帘的一刻，好像是插上了战旗，又要重新战斗了。

原本俱乐部对口海淀区几个足球特长校，也真正培养了一批孩子。原本今年春节一过，就打算带着70多个孩子到西班牙踢球游学。计划已经做了很久，对于孩子和家长来说这次行程也像是一次朝圣。

随着疫情的加重，大年三十那天俱乐部不得不被迫取消了航班。

“后来家长说，好多孩子在家都哭了，而且哭的很伤心。孩子们太想出去跟同龄的人比比，想要看到和世界顶尖足球国家的孩子有什么差距。但是却没去成。”

跟很多培训机构一样，疫情的到来，给整个机构的经营带来了致命的打击。整整四个月，几乎零收入。但让程璐感动的是，机构里没有一个人离开。

他们的教练中有职业运动员出身，也有从校园足球成长起来的受益者。四个月里，大家每周会开例会，想各种办法让孩子能够坚持锻炼。于是，网上打卡成为了他们首选的一种方式。

王桂生是北京最早做基层校园足球工作的老教练，程璐的培训机构里的教练很多都是王桂生的徒弟。原本已经退休的他，因为离不开孩子们，选择在弟子的培训机构和海淀区一些小学继续培训孩子踢球。

最早曾经是体校出身，赶上78年恢复高考他就读了书，82年毕业也没再走专业道路，觉得教教孩子也挺不错。没想到一干就是一辈子。王桂生说，曾经想过换个工作。但是一波孩子走了，又来了一波更好的孩子，总是有那么多优秀的孩子一波波地送到他手边，于是他这辈子也没离开这份工作。

采访那天碰巧遇到王桂生从外面回来，在报箱里取了《足球》报。这报纸他从80年代订阅到现在。他习惯于传统的生活方式，没有像有些老人那样用智能手机浏览新闻。

手拿《足球》报的王教练            

在疫情出现之前，他还不会用微信。但培训机构组织孩子微信打卡，督促大家不要荒废居家隔离的时光，王桂生为了孩子们，才开始接受微信这个新事物。

“我们让孩子颠球，孩子们就开始自己比赛，有了这个氛围，就能更好的督促他们提高，特别好。”

微信群里的打卡训练            

前音乐人欧秋亭现在成了足球教练。看到他穿着一身运动服，戴着棒球帽，都有点想不起他做音乐的样子了。他说这辈子就会做两件事：踢球和音乐。踢球方面，小时候受过专业训练，跟北京最早的一批职业球员当过队友。后来受家里影响，改去玩音乐，给很多大陆一线歌手写过歌。在音乐圈折腾了很多年，现在却还是选择回到足球圈。

“我喜欢跟孩子在一起的感觉，特别的单纯，没有负担。”欧秋亭说。居家隔离期间，为了更好地督促孩子们训练，欧秋亭没少花心思，踢卷纸打卡，或者设置小奖励，都让孩子们玩得劲头十足。

孩子们的单纯和快乐，也激励和感染着大人们。

我们走访的所有基层教练都说，自己最开心的事情，就是看到孩子们通过足球找到快乐或者实现梦想。成为职业球员，或者依靠足球考学，并不是踢足球的唯一理由，甚至不是最大的理由。

当家长们在纠结踢球和学习孰轻孰重时，我们走访的教练异口同声：我带过的孩子里面，踢球踢得最好的，往往学习也都是最好的——“脑子不好，踢不好球。”

疫情挤压了人们生活空间，却也因此让大家猛然发觉，街头巷尾的孩子们自然而然地踢起球，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欢，才是快乐的本真。